《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观感

夏日西安一行，在碑林博物馆第二室里重新见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二十一年前第一次见到此碑时，没有给太多注意。时光迁移，成为基督徒的我，再次站在此碑前，感慨万千。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人们常简称为景教碑，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高236公分、宽86公分、厚25公分。碑刻楷书三十二 行，行六十二字。碑面正文有1695字，上下款67字，侧面有人名、职名76个。汉文、叙利亚文并列。碑文上端饰有莲花云纹。莲台上安放十字架。碑身呈墨 色，可能是历年来被墨包拓印的结果。碑文记述了景教于唐朝贞观9年(公元635年)由叙利亚教士阿罗本（Alopen）从波斯传入中国都城氏安，被唐迁“ 宾迎入内”，留在皇宫书殿里翻译经文、太宗李世民披阅其译经之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七月诏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 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初称“波斯寺”，即景教教堂）一所，置教士对人。不久又让人将自己的肖像 画于寺壁，以示光宠，故有“天姿泛彩，英朗景门”之誉。高宗李治，对景门恩泽愈加，不但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而且在诸州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 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 武则天执政期间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景门虽曾遭到过佛、道两家的攻汗，但因景教士们能干方百 计地取悦皇室，使其教维持了下来，并很快时来运转。玄宗虽说迷恋杨贵妃到了不早朝的地步，但尚有心思关照景门，曾派遣他的一兄四弟亲临景寺，建立坛场，并 将皇家五代祖宗的画像陈列寺中，又诏令景教士十多人在兴庆宫诵经习教。其后，在安史之乱中只做了五、六年皇帝的肃宗李亨，也还想到在他即位的灵武和另外四 郡，重建被战乱破坏的景寺。代宗李豫表现得更为礼貌，每逢圣诞节，不但赐下几炷’天香’以示庆贺，还要设宴款待教士们。随后的德宗李适，效法先祖，对景门 亦颇尊敬。大秦景教碑即诞生于他在位的年代，盛彰该帝“披八政以黜涉幽明，阐九畴以维新景命”的功德。碑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为景教高僧 景净所建。明天启3年(1623年)于西安西南周至县终南山麓唐大秦寺所在地出土，在土中埋了842年，大概是在灭教战乱中被保护埋入土中的。

大秦即罗马。景教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Nestorius派的称谓。此流派之英文名称是Nestorians，公元五世纪创于叙利亚一带。 其始创人聂斯脱利Nestorius (428-451), 为东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和1907年甘肃敦煌石室中发现 的景教经典《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经学者考证，景教其教义有：从上帝的无始无终，三位一体，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讲到魔鬼引诱始祖犯罪，讲到耶稣降生， 传道垂教；又讲到门徒宣传耶稣教训，成立教会等等，这些显然是基督教的教义无疑。聂斯脱利流派主要特色是基督论上提倡“基督二位二性说”：他们认为基督是 有两个位格的：一个是人，一个是神，两个位格同时并存于成为肉身的基督内，但是基督的两个位格又是严格地划分的，又否认耶稣这个人和居于其内的神圣洛格斯 (Logos)之间，有真正的联合。这“基督二位二性说”与当时通行的基督教义不尽一致，遭到持“一性论”的亚力山大主教西利尔的反对。双方论争激烈，本 来是东方教会内部的神学上论争，但二派分别受到帝国皇帝和罗马教会的支持。公元431年和449年，聂斯脱利流派于教会两次大公会议－－以弗所会议 （Ephesus）被定为异端，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追随他的信徒遂形成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本人在放逐其间离世。聂斯脱利被驱逐之后，一部分追随者逃至 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此派积极传教，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聂斯脱略派传入中国，称为“景教”。这“景教”的名称是教徒自己 所取，“景者，大也，光明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内文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数语，可能是既取“基督”的谐音，又取光明辉 煌的含义。

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第一之感慨就是历史上的神学论争与权力争夺表达了当人或教会把自己放在基督之上后的悲哀。在4 世纪开始形成政教合一体制的罗马帝国政权常常动辄将“异端”罪名横加在对神学上、教政上持不同意见者身上。罗马帝国政权到13世纪更成立了“异端裁判所 ”。聂斯脱利的“基督二位二性说”和亚力山大主教西利尔的“一性论”之争，涉及到《基督论》，本来仅仅是一场神学和哲学上的论争，不应被无限上纲到“异端 ”的地步。但据史乘记载，皇帝狄奥多二世主持的公元449年的以弗所会议，在以聂斯脱利为首的安提阿代表团尚未到达之前，就宣布开会，匆匆表决通过西里尔 对聂氏定罪和革职的指控，显属不合法。致当安提阿代表团到达时，一闻此情，即拒绝出席会议，以示抵制。继而吁请罗马教宗利奥一世向东罗马皇帝提出抗议，也 无济于事。教宗愤而称此次会议为“强盗集团”。聂斯脱利派可以说当时是相互交错的神学论争与权力较量中的牺牲品。1500年之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与东方叙利亚教会主教马尔完卡四世1944年11月11日在罗马签订了一个联合声明。声明追溯到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重申了尼西亚信经的有关信条以 及对当时论争的解释，“认识到，当时的分歧，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涉及信仰的实质。今天的圣神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样引起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双方 的误解。双方把这次会晤看成是双方教会在恢复完满共融道路上具有根本性的阶段。因之宣布：长达1500余年的神学论争，已告结束……”至此，对聂斯脱利派 的不公正处分，已不言而喻地得到改正、纠偏和撤销，聂斯脱利派长期来所背上的“异端”黑锅包袱，也告卸下。由此，基督教可以放心地与景教认同，承认景教就 是基督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先驱，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则是这历史见证。

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让我看到历史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上帝对中国的奇妙安排，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由一个特殊的国家，通过一个特殊的被视为“异端”的流派眷恋中国，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大秦景教流行 中国碑》记载了早期基督教从波斯到来，在唐代的中国传播情况。波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早在西汉时候，中国的使臣就到过那里，接通了中波联系的 纽带。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经由当时作为连接东西方的“咽喉”地带的该国，最终通达地中海沿岸的。中国与波斯的文化联系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在景教入 华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突厥人的梗阻，中波之间的交通基本断绝，及至唐贞观初年，东突厥被伐灭，西突厥亦闻风降服于唐，中波之间的交通恢复，景教人士才得 以东来。中波文化交流的内容颇为广泛，宗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就此一方面而言，也非为景教独家所占。远在景教之前，属波斯“土产”的扶教（音仙，即拜火 教），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与景教差不多时间，摩尼教也自波斯传来华夏。还有在阿拉伯半岛刚出摇篮的伊斯兰教，亦蹒跚而来，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 亏了波斯人不辞劳苦地携抱。当时的中国唐朝，百川俱纳，全面开放，并非独独偏爱和优厚景教一家，而是对所有外来宗教一概采取来者不拒、礼而待之的态度，显 示出了一个鼎盛王朝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和蓬勃的生机。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象征着基督圣经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圣经翻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已开始，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讲述人类的堕落、弥施诃（即弥赛亚）的降生、救主在世的事迹等及介绍景教入华、盛衰的经过，也第一 次在中文历史上提到景教经典《尊经》（圣经）翻成中文的记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携经教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诏 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命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许其传教。高宗也加以保护。当时中国人亦称景教寺为波斯寺。玄宗 即位之初，景教颇遭非难，但靠罗含等教士的努力和玄宗的保护，未遭厄运。后来肃宗即位，在西北地区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有来华的西域人，也有中国人，并有 翻译的经典。如阿罗本时代翻译的《序听迷诗所（诃）经》、《一神论》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被禁止。后来衰微，元代再度传入，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教徒并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景教土们并非坐享皇家恩典，其积极主动的活动也很引人注意。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经典的翻译，一位名为景净 （Adam）的著名教士，自己就译经三十部卷。大秦景教碑的碑文，就是由他撰述的。但是，当时唐代景教的圣经翻译和生活起居主要是依靠佛教寺院的僧人，因 此景教在语言方面多借助于佛、道。譬如其教士通称为’僧’，教堂通称为’寺’，使徒、天使和圣者则称为’法王’，甚至称天父为’佛’，显然都是袭用佛家称 谓。此外景教文献中还有像’妙身’、’慈航’、’真寂’、’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度’等不胜枚举的大量佛家语。景教士中的景净，竟还直 接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与人合译过《六波罗密经》。景教也借助道教语言，譬如其译经中或以’天尊’指称上帝。唐景教的《序听迷诗所（诃）经》又名《移鼠迷 诗河经》，’移鼠’是耶稣一名的古译，’迷诗河’即’弥赛亚’。此经前一部分阐释教义，后一部分叙述耶稣行传。其所阐释的教义中，’十愿’是为重要内容。 这是由圣经中的’摩西十诫’演化而成的，但作了明显改造。十诫中的前四诚是要求信徒遵守的纯宗教规矩，强调独尊上帝，实际这也是十诫总体内容的核心。而十 愿中以所谓’人合怕天尊’一项取代了十诫中的前四项内容，余则着重阐释孝养父母，以此作为十愿的核心。并且把’事圣上’而讲忠道与’事天尊’、’事父母’ 并列，作为一体讲求、不可割裂的’三事’，伦理化、世俗化的倾向显而易见，具有浓重的儒学味道。所以这种所谓“译经”。很难说是忠于原文的照译。景教经典 包括可能是将旧新约圣经翻译的部分，可惜这些经书的完整译本全都失传，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方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