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本科时的系主任吴教授今年80岁 了,母校要专门为他举办大寿庆典,我因故不能到时参加,只好尊请老同学郭兄帮我在庆典上准备一个花篮届时以表我对恩师的感恩和祝福之心。本科四年 里,我在母校老师们手下学习如何读书做学问,印象最深的,却是在比我高一届的本科毕业生的学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吴老师对第一位来答辩的毕业生问的问题:“你烧菜煮过牛肉吗?没有的话,让我来告诉你,煮牛肉时常常要先慢慢煮至牛肉熟烂之后再加盐,味道才更美。可以请你解释为什么煮牛肉要后加盐而不是一开始就加吗?”在外面惶惶不安准备答辩的许多师兄师姐们,偷听到吴老师这个问题之后都被晕倒了,而当时常常和他们混在一起的我,思索了不到一分钟,会心一笑用物理化学的知识告诉了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问题的答案。
我的博士学位是在国外读完的,已故的导师是在我的专业研究领域当时国际上最负盛名的领军人,英国和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和法国科学院院士。在这位英国绅士风 度翩翩的导师手下学习如何读书做学问,印象最深的事,是我第一次没过关后来需要重考的一次口试。世界上博士最难读就是在北美了。我们除了课程考试和做研究 课题发表论文的要求之外,还要通过前后两次的口试关。时间长为两个半小时口试中,系里安排了五位教授,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每个教授给半小时, 教授可以随便问问题,不一定非得要和研究生课程或者正在研究的课题有关。我的大学本科是化工系,考硕士研究生之前斗胆化了一个月自学了一门本科没有学过的 材料课程,跨系考进了材料学科,到了国外,上的则是正式的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前的材料系,有许多课程连国内的材料系也没有开过,更不要说我这本科学化学出身的人 了。这系里的教授,个个都是不同专业方向上的顶级人物,有些还是跨外系(像物理系或者机械系)的教授,谁知道他们会问什么问题,所以我只有把系里从大学到 研究生所有的课程自己读了一遍来准备考试,结果可想而知。第一次口试没过关之后,我的导师和我有一次谈话。他说:“你在考试中的最大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掌握基础知识,而是在你遇到不知道答案时,说声不知道或者不清楚之后就停在那里了,让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且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学生都常常如此。 ”我说“中国人的习惯是要谦虚,知道自己的不足,即使对什么事情有了解也要留余地,更不要是说对我们不懂的东西,不懂就是不懂,不能装懂。”导师则说:“ 我们的教育不是教你即使你不懂还要装懂,但是如果你不懂,你要有自信,要想办法去告诉自己、告诉别人你会怎么去一步一步来思考这个问题,You’ve gotten to show at least you’re thinking, 也许通过这个思考的过程,你就会最后找到答案。如果你只是因为一时没有答案就只停留在承认自己不知道的层面,不去努力,不去逼自己去弄懂,你就永远不会 懂。你要知道,我们问的有些问题,可能是我们自己也正在思考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我们当然不一定会期望你会回答出来,但我们期望你给我们显示出在遇到一个新问题的时候,你会以专业里的某一基础知识做起点,开始思考,以求最后达到终点,就是那怕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小部分也是胜利,而科学的进步正是一步一步的 积累而成呀。”
上个月我公私兼顾回国,在北京期间特意去看望了我出国前在国内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今年十一月就是88岁 了的老先生现在每天还准点上下班,特意让我到他的办公室见面。身为两院资深院士和国家科技顾问的老爷子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材料科学界的泰斗。当年二十一二岁 的我既是他的助手,他又把我安排到清华大学另外一位著名教授下面做他俩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可以说我是贴身向老先生学习如何读书做学问。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 专业知识的学习,而是一件出差旅行的事情。那一次是我们刚刚在青岛结束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专家评审工作,要坐火车到上海。有人来到我们的套间汇 报工作,提及因为火车票紧张,又非始发站,一些专家包括一位在南京下车的著名建筑学教授没有软卧车票只能坐硬卧,而也有少数工作人员连硬卧票也没有,只能 坐硬座,还有一位短途就要下车的连硬座位子都没有。当时他们给我们安排的是老先生坐软卧,我坐硬卧。老先生一听说,马上不容别人异议,命令把自己的软卧给 这位南京的教授,说他自己坐硬卧就行。我在旁边听了,赶紧说那我不坐硬卧了,就拿那张连位子都没有的硬座票好了。老先生欣慰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就这么定 了,我就坐他的硬卧床位,小伙子年轻不要紧,就让他去硬座吧,把他的硬卧票给别人,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国家对科学家们的尊重。”其实私下老先生还是很疼我 的,上火车前特意把旅馆套间里的一瓶水和一个苹果给我,嘱咐我在硬座车上多打听旁边的人有没有早下车的,好提前盯一个座位,并说他等南京的教授下车之后就 会回到软卧车去,让我第二天一早火车一停站就离开硬座车厢,他会给软卧火车服务员说好,让我上去。结果还真不巧,我那硬座车上的人都是到终点站的才下,我 只好站了一夜。这一夜我真是站累得腿都麻了,但心里没有一点不开心,想想无论是行政还是学术级别与地位都比那位南京教授更高的老先生都能屈尊相让,坐那国 家不会安排他去坐的硬卧,我年轻人累点又算什么。
这 次老爷子和我以前的同事们见到我特别高兴,和我聊了许多新事,其中有两件事很有意思。在一次国家关于科技研究经费的计划会议上,国家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仔 细数说国家各项开支的需要和国家财政的紧张,老爷子则在他的发言中直接回应:“科教兴国是中国制定的国家基本战略,如果战略性的开支都没有钱,难道要让别 人说,国家财政多支持的是非战略性的开支吗?”会开完了之后,有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的领导们私下与老爷子握手称谢说:“谢谢您老,有些话,我们不能说,也 不敢说,但只有您老才有资格和分量说这些话!”老爷子当天的话给财政部的领导有很大震动,是前一阵中国国家科教经费大拨款的一条导火线。另外一件事是现在 主管科教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一次视察时遗憾地说“我小时候的理想是要当一位科学家,可惜未能实现。”在旁边的老爷子马上回应:“你当了政治家要比当了科学 家对国家的贡献更大。”这位中央领导听到这话之后顿时精神一振。
结束上个月的中国之行,离开之前在首都机场新的三号航站里一个书店里,我买了一本《人间词话典评》的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最著名的话,可能就是“古今 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段话了。
重新回味王国维的这段话,想起了我这位从一个不起眼的赣南小县城出来的人,在自己的求学过程中能遇到了像吴老师、国外的导师和老爷子这样的老师在不同的阶段给我的教育,上帝真是赐给了我太多的恩惠,也让我体会到了做事和做学问的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的“ 点”的境界:吴老师“煮牛肉为什么要后加盐”这个好像和学位论文答辩没有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是有关的。它关乎我们是不是能够主动从我们的周遭日常生活中的某 一个细微和被人不常注意之处,发现出问题、发现出自己做事和做学问的起点。明不明白这起点,需要我们拥有扎实的基本专业常识(比如说这位毕业生的毕业论文 是做电化学的,所以他应该知道蛋白质在有电解质的情况下会更容易凝固的专业知识)。能不能从这起点去做事和做学问,需要看我们是不是知道和能够把这起点与 自己拥有的知识结合起来(知道牛肉是蛋白质,知道盐是电解质,太早加盐,蛋白质在肉的表面太早凝固成隔离膜之后,当然烧菜用的调味料会不容易进到肉里面, 而牛肉的美味不容易进到汤里)。
第二种境界是“粉蕊丹青描不得。金针线线功难敌”的“ 线”的境界:我国外的导师的话,教育我怎么从一个问题的起点开始画线,来做事和做学问。有明确目标的和心中有数应该怎么去做的,这线可能会画得更美更直。 但如果我们不清楚最终的答案和心里不知怎么去做的,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不停下来,往前不断地画无数的“点”,这些“点”就会最后成线。
第三种境界是“烟云变化。面面青山如展画”的“面”的境界:
老 爷子对我的教育,是怎样把所有这些“点”和“线”从不同的角度,有智慧地去团结、带动和组织不同的“人”一起来,协力画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从而把事和学问 做大和做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自己自我禁锢,自我奋斗,所以做事和做学问的成就也只能“点到为止”;更常常把自己的长处与他人的短处相比,常常把自己的 某一“点”或者某一“线”看得比他人的更重要,所以互相不负气,造成点线不和、难以交汇成面的局面。然而如今的大事情和大学问,必须有许多人一起来努力才 能成功,“面”上的每一“点”和每一“线”都相互成就和相互关连着。
我的老师们教导的这做事和做学问的三种境界,值得我不断学习去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