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爱莲说》

今年盛夏回老家，个人在人文上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了解到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周敦颐（1017-1073 ）的《爱莲说》一文是作者在我的故乡江西赣州雩都罗田岩写就的。

以作太极图、撰《太极图说》和《通书》而著名的周敦颐原名敦实，后避宋英宗讳，改名敦颐，字茂叔，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生，湖南道州营道县（今道县）人。晚年居庐山莲花峰下，筑室讲学，取营道故里濂溪命名为濂溪书堂，世称濂溪先生。周敦颐是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周敦颐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他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以“诚”为“人极”，“主静”、“无欲”才能“立诚”，达到道德最高境界。周敦颐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周敦颐据说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老师。二程之后，南宋朱熹为周敦颐整理出《太极图说》和《通书》40篇，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了注解并编有《周子全书》。朱熹视周敦颐为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的名声因而逐渐大起，南宋时许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从长沙岳麓书院文庙的一楹联可见：“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后来，帝王们也将他尊为人伦师表。宋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正式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北宋嘉佑八年(１０６３年)正月初七，时任虔州(今江西赣州)通判的周敦颐邀了同僚钱、沈二先生以及书法家、雩（于）都处士王鸿同游赣州郊外的于都罗田岩，并兴致勃勃地题刻了一首七言绝句《游罗田岩》赠以王鸿。诗曰：“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路云外入松阳。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雩都县志》载：“宋周子倅虔州，行至雩都，嘉祐癸卯（1063年）正月七日，邀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雩都王鸿游罗田岩，赋诗刻石。”《周濂溪集》载：“（嘉祐）八年癸卯，先生时年四十七，在虔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游罗岩。正月七日刻石”。“沈公者，令邑也，因建濂溪阁于善山，顶有高山仰止亭”。“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极，以恩迁虞部员外郎，仍通判虔州，追赠父桂岭君爵郎中，五月作爱莲说”。“沈希颜书，钱拓上石，即十五日事也。”也就是说，在1063年五月十五日，周敦颐再游罗田岩，作《爱莲说》并将此文题上石的，至少有两人，即钱拓、沈希颜。钱拓，字建侯，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任雩都知县，其时已卸任。沈希颜，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任雩都知县。《雩都县志•名宦传》载：沈希颜，字几圣，四明人，嘉祐中任。质性谦和，廉直公恕，兴学劝农，平讼宽赋，三年百废俱兴，吏民畏怀。而王鸿（1023—1075年）是雩都县人，生卒不详。字翼道，王羲之第二十四世孙，博学善草书，北宋书法家和理学家。

《爱莲说》全文如下：“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原文据清仪封张伯行正谊堂木刻《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八）

现代译文可以是：“水中、陆地上的各种花草树木，可爱的很多。晋朝的陶渊明惟独喜爱菊花。自从唐代以来，世上的人们都很喜爱牡丹。我却惟独喜爱莲花，它从淤泥中成长出来，却不受污染，经过清水的洗涤却并不显得妖艳。莲花的叶柄中间是空的，外面是直的，不牵牵连连，不枝枝节节的，香气传播得越远就越显的幽香；笔直的挺立在那里，只可以在远处看，而不可以在近处玩弄。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人；莲花，是花中君子。啊！对于菊花的喜爱，陶渊明之后就很少有听闻了；对于莲花的喜爱，像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对于牡丹的喜爱，当然很多了。”

周敦颐短短的《爱莲说》脍炙人口，千古传诵，成为中国文学遗产的一个瑰宝，一篇具有高尚道德、文采光华的名篇。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爱莲说》的创作地点则由于缺少足够材料而依人而云。一说是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周敦颐到江西星子县任南康知军时写下。《1993年《南方文物》第一期詹开逊先生的《周敦颐与濂溪书院》一文中说：“周敦颐晚年又返回江西，知南康军。‘陋于希世’的他，在府署东侧掘地种莲。每至盛夏，一池莲花竟相开放，缕缕清香随风飘逸。陶醉于此情此景中，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爱莲说》。”另一说认为《爱莲说》作于湖南郴州。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周敦颐任郴县县令，后调桂阳（今郴州汝城县）县令。在桂阳任职四年，调任京城大理寺丞。他在郴州官廨亲辟莲池，自种莲花，写出《爱莲说》。还有一说认为是在江苏镇江南山，说周敦颐因年幼丧父，随母来镇江寄居舅父家，平日与鹤林寺和尚寿涯友善，曾借住寺中读书，写下《爱莲说》，但没有具体的时间。如今说《爱莲说》作于北宋嘉佑八年(１０６３年)江西赣州于都，周敦颐任虔州通判之时，则又是一新说，来源根据出于《雩（于）都县志》。

为了验证这一新的说法，我做了许多文献调查。谢选骏的《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中国理学研究）一文中指出：周敦颐“其父周辅成，赐进士出身，官至贺州县令。周敦颐十五岁时，其父去世。公元一零三一年，十五岁的周敦颐随其母从营道赴京师开封，投靠舅父龙图阁大学士郑向。二十四岁，因其舅父的荫子关系，被任命为洪州府宁县主簿。一零四四年调任南安郡司理参军。一零四六年，二程的父亲大理寺臣程响就是在南安认识了周敦颐，与之交谈，结为朋友，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南安拜师受业。是年冬，调任郴州郴县（今湖南郴县）县令。一零五零年改任桂州桂阳（今湖南桂阳）令。因其在郴州和桂阳皆有治绩，得到了赏识和推荐，于一零五四年改授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1056年改太子中舍，签书署合州判官，共计五年。一零六一年，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1064年移任永州通判。一零六八年，转虞部郎中。。。次年移知南康军。一七零二年定居于庐山濂溪书堂，次年六月病死于此，终年五十七岁。”“《爱莲说》写作于一零六三年。”《湖南省志.人物志》(上)指出：“周敦颐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生。。。为官30年，职位较低，俸禄不高。讲学授业，为一代儒学大师。其立学旨在教人如何做“圣人”。二程就学时，教以寻求孔子、颜渊做圣人之“乐处”。并提倡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等说。所到之处，必畅游名山胜水，以吟风弄月为生活乐趣。47岁时作《爱莲说》，以“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自况。”。这两者记载和《雩都县志》是一致的，证实了《爱莲说》作于北宋嘉佑八年(１０６３年)江西赣州雩都，周敦颐任虔州通判之时的说法。

周敦颐在《爱莲说》实际上写的莲花不过是一个比喻，他写的其实是人，写人的一种人格，一种风格和一种精神。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人格或者风格，是千古以来让人们赞叹向往的。周敦颐的莲花之喻取自佛典，“出淤泥而不染”表明了禅的伦理价值和精神。佛教上常常以莲花比喻禅的清净无染。如《华严经玄记》曰：“莲华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又说：“如莲华，在污泥不染”。《涅槃经》卷十四说：“如水生花中青莲花为最，不放逸法亦复如是。”《无量寿经》卷下说：“清白之本具足圆满……犹如莲花，于诸世间，无染污故。”而与禅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则是《维摩诘经·佛道品》所使用的著名比喻：“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却曾与当时的著名禅师如东林常总、晦堂祖心、黄龙慧南、佛印了元等密切来往，习禅很有心得。周敦颐对宋代理学在伦理思想方面的贡献，其所提倡的修养身心的内容和方法，都因此受到禅的很大的影响，并糅合了儒家、道家的理论，三家合一，最后通过整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当然我们不能说周敦颐的《爱莲说》是从这些禅经直接过来的，而只能说这些思想给了他以启发。这些启发，再加上周敦颐自己很强调的也为理学核心的人格修养，就是人要把自己的心性通过自己的修养提升到一个高的层次上，形成对于道德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写就了《爱莲说》。

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佛教上形容为“五浊恶世”。五浊者：即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矛盾、不平，人们的困苦、惶惑、烦恼无有底止。千百年来人们欣赏《爱莲说》这个比喻的缘由，是因为虽然古往今来，大家钦佩、敬仰以至去身体力行那些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但对千千万万平凡的我辈来说，面临的更现实的问题，却是如何在“五浊恶世”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把握住自己，不受外界恶劣、丑陋事物的污染而“安身立命”，这包括物质上的“穿衣吃饭”和精神上的“安定祥和”。

禅的“在污泥不染”和《爱莲说》中所赞赏的“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这些论述，触及“净染”，也正回应了上面的问题。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禅提倡安于淡泊、薄于利欲、执著人生而不忮不求的“清净自性”。佛教指出人性本自清净，但会染污；虽会染污，却又并不损害自身清净。染污有两种，一为欲染，二为惑染。“欲”是生理要求，“惑”是邪见障蔽。二者都是垢，所以要“灭染成净”。只有无欲、治惑，才能现净理，才能呈露自性清净。中国大乘佛教的精义在“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用现代“人间佛教”的语言，就是要“净化自己，利乐人群”。值得注意的是《维摩诘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对坚持出家的僧侣主义，主张统合世间与出世间。它发展了大乘佛教的菩萨“住世”思想，要求在五浊世间实现“自度度人”的弘愿。经中的主角维摩居士对于追求出世解脱的“声闻”弟子（即所谓“小乘佛教”信徒）极尽嘲讽抨击之能事，称他们为“败种”、“败根之士”。他要求“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不断烦恼而得涅槃”，要在“贪、嗔、痴”“烦恼”充斥的世界里发起佛性。在《爱莲说》中，周敦颐融汇佛家学说，以“出淤泥而不染…”来说明“净化自己”，“清净自性”，以实现至圣至美。淤泥可比世俗人欲，为达至善之境，需去污存净，去欲存诚。

然而，要在“五浊恶世”中“净化自己，利乐人群”，或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去欲存诚，达纯粹至善之境，这关乎人生修养的大节，正又是平凡的我辈极不容易做到的。别的甭说，就说这去口欲一说，竹官就永远做不到，见到好吃的肯定是要吃的。说到底，禅的清净自性也好，理学的去欲存诚也好，都是要人们只依靠自己的努力、聪明和骄傲而去消极地苦苦强求修身。

而如果照《维摩诘经·佛道品》的说法：“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没有淤泥，就没有美丽的莲君子。所以，现代画家黄永玉，在其画的《湘荷在水》上，写了一大段题跋，一反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宏论，指出“云梦八百里湖底尽是污泥者，渗水之土地也。万物赖其休养生息”。这位擅长画荷的艺术家，难以忘怀的是故乡的一切。“人民、土地、祖国、故乡，世人之大母亲也，一朝得意，娘老子不认者，即周某言下之君子……”

因此我还是比较认同基督教积极乐观的对面世的看法。首先，基督教也鼓励基督徒过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一：15、16）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当我们临到冲突、纷扰、艰难、试探和试练等患难时，才或快或慢地长大的。但是有一天，这些都将成为过去，那时我们就要成为完全的圣洁。“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一书三：2）。其次，基督徒过圣洁生活不单单靠自己的修身努力，更重要的是要打开心门，依靠圣灵的引导和帮助，把生命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就可以靠他完全得胜。“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彼前二：4 – 8）。基督教也认为我们遇到的任何困苦、惶惑都有神的目的，也可能是试炼，不一定都要被视为不好的“污泥”，而是为了让“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２８）。这“万事”可以是从至微的事到至大的事，从至可爱的事到至可怕的事。“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爱。”（诗篇一四五：１７）最后，基督徒可以因为信心而战胜罪恶。使徒保罗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罗马书六：11)他说罪不应再在我们必死的身体内辖制我们，这是指当我们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并因信将我们的生命完全、毫无保留地交给圣灵来管理的时候，基督就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没有人可以将主挪去，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因此不再是按世人的行事原则或习惯而行，乃是因着他的恩典得到改变，在基督里活出新的生活来。

今天我读周敦颐的《爱莲说》，不禁也想起和莲有关的另外一个读书人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在月光下的荷糖边上，朱自清先生忽然领悟到人生的一种沉静的境界。他觉得：“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朱自清先生所记《西洲曲》里的句子也清纯动人：“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古今两大名家不约而同，写的《爱莲说》和《荷塘月色》所描叙的都是同样一种境界：人生一世，我们不能够完全地被物欲遮蔽了，总还是应该有一片精神上的纯净家园，培造象莲一样清香，隐隐地透到我们心地的深处。我想今天自己读《爱莲说》的意义，应该在这里吧。